本报记者 孙天骄
2023年5月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11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明确提出，依法加大对“医托”“药托”的处置力度，严厉打击违法开展诊疗咨询、就医引导的行为。
受访专家指出，医美“美托”与传统“医托”在本质上均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及消费者（或患者）的迫切心理，通过欺诈性手段为特定机构引流并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。二者在核心行为模式上具有共性，即均以“虚假宣传”与“诱导消费”为主要手段。但二者在行为特征、危害范围及运作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。
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主任郑中臣介绍说，相较于传统“医托”，医美“美托”的行为呈现出更明显的运作模式链条化。医美“美托”通常依托于“渠道型医美机构—中介/代理商—美容院等终端场所—‘美托’人员”构成的利益链条。各环节之间通过高额分成形成紧密捆绑，构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，增强了其行为的隐蔽性与调查取证的难度。
他还提到，该类行为往往通过精心设计的“剧本式”场景实施，在美容院、社交场合等特定环境中，由“美容技师”“老客户”“贵宾顾客”“面诊师”等角色协同配合，以“沉浸式”话术与表演误导消费者，欺骗性更强，普通消费者更难识别与防范。
郑中臣说，医美“美托”除扰乱市场秩序与危害消费者健康权外，还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、公平交易权与财产权，且常伴随诱导消费者申请网络贷款等行为，一定程度叠加金融风险。此外，其所推销的医美项目可能存在资质不全、效果虚假、操作不规范等问题，易对消费者身心健康造成不可逆的损害。
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邓利强表示，从法律角度来看，医美“美托”行为涉嫌多重违法违规，包括违反民法典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，构成欺诈消费，也扰乱医美市场公平竞争秩序，但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进行维权面临不少困难。
郑中臣指出，“美托”行为还可能涉嫌违反广告法，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诈骗罪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“美托”及配合的美容院技师是直接责任人。渠道医美机构及其面诊师是欺诈的终端实施者和最大获益者，除承担欺诈责任外，其虚高报价中包含的“渠道返点”，是认定商业贿赂（行贿）的关键证据。
在郑中臣看来，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存在一定难度。其一是取证难。“话术”多为口头交流，不留痕迹。消费者在“氛围”诱导下签订的合同、同意书等，形式上看来“合法”，难以直接认定为欺诈。资金链条隐匿，渠道费、返点通常通过个人账户、现金或复杂账目流转，伪装成“咨询费”“推广费”等，难以查实其贿赂本质。主观故意认定难，证明各个环节参与者存在“共谋欺诈”的主观故意，法律认定的门槛较高。
“其二是定性难。违法行为横跨市场监管（虚假宣传、价格欺诈）、卫生健康（非法诊疗、超范围执业）、金融监管（诱导网贷）等多个领域，部门间职责交叉，在行为定性方面存在较多困难。其三是治理难。违法成本低，收益高。即便某个环节被查处，涉事主体还可以改头换面，重操旧业。而消费者维权耗时耗力，胜诉获赔比例低，无法形成有效震慑。”郑中臣说。
为此，郑中臣建议，打击医美“剧本杀”，须跳出“个案处罚”思维，建立“源头预防、过程严管、链条打击、联合惩戒”的治理体系。
他认为，需要压实机构主体责任。严控渠道模式，卫生健康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应将“高额渠道返点”（如超过30%）视为商业贿赂和价格违法的重点监测指标。要求医美机构公示合作渠道，对渠道费用占比异常的机构进行重点审计和检查。推行透明定价，强制要求所有医美项目在店内显著位置公示项目明细、价格、医师资质、可能存在的医疗风险，并探索推行“手术项目及价格备案制”。规范广告与咨询，严格执行广告法、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。面诊师必须由合规医师担任，其咨询意见应有记录可查。
邓利强认为，医美“美托”产业链隐蔽性强，可以由价格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多部门联动，重点针对存在“美托”现象的医美机构开展精准查处，强化治理力度。
“构建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。成立专项治理联动机制，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，相关部门参与，实现线索互联、案件互通、执法联动。”郑中臣说。
在郑中臣看来，还应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，加大相关机构的违法成本。实行举证责任倒置，在消费者举报或起诉涉嫌欺诈的医美机构时，由机构自证其宣传真实性、价格合理性、操作合规性。实施联合惩戒，对查实的违法机构和责任人免费配资网站，不仅要进行行政处罚，还要纳入信用体系，在融资、高消费、行业准入等方面进行限制，使其“一处违法，处处受限”。加强公众教育，提升防范意识，普及理性医美观念。通过权威媒体和平台，反复提醒消费者，“熟人”推荐需警惕、“完美案例”可能是“剧本”、“限时优惠”多是陷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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